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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三年困难时期与经济调整恢复|亲历者谷牧:八

2019-10-25 12:36:05

来源:蛟龙网

三年困难时期与经济调整恢复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对于“八字方针”的提出以及其后致力贯彻的情况有

三年困难时期与经济调整和复苏

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被破坏,农业生产大大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为了克服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项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重。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的战线,节约财政支出,稳定市场价格,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随着经济调整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新的改善,并逐渐开始复苏。

1962年2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新华社)

八字方针:大跃进后调整政策克服困难

谈到“调整、巩固、丰富、提高”的八字方针,我们必须提到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顾牧。1961年初八届九中全会批准八字方针后,顾牧仍然以“十人小组”成员的身份,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劳动社会交流战线落实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详细描述了“八字方针”的提出及其后续的实施努力。

“八字方针”的提出

根据顾牧的记忆,1960年12月13日提出了“调整、巩固、丰富、提高”的八字方针。当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召开了副总理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工作。

据顾牧介绍,在此之前,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曾有过“第二轮大跃进”和“反右、反超”,将高指标、空想式和“共产主义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和更大的“大跃进”。

“大跃进”最直接的表现是更高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如要求1960年工业增长超过40%,钢铁产量达到2040万吨。然而,根据顾牧的回忆录,1958年,根据公布的数字,完成了1070万吨钢。事实上,最好的钢只有800多万吨。

这一轮“大跃进”在“反右大跃进”的压力下,大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受到损害。除了农业方面的严重灾害、产量大幅下降和总体市场供应紧张之外,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许多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顾牧回忆说,到了1960年冬天,它真的不可持续,必须停止。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总结了上述1960年12月13日会议与会者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整合是为了前进,“充实是为了做好支持工作,“改进”更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顾牧的记忆,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做错了什么。似乎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座的各位都包括在内。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许多错误中,人为因素占了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不行,我们应该主动改正。

一九六一年一月,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八项政策。顾牧认为,这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自1958年5月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全力以赴,尽快经济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来,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顾牧在回忆录中分别记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它应该以波浪前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应该是缓慢而坚实的。然后,应该再次进行。指标不应该太高,质量应该提高,真正的灾难不应该由假名造成。

周恩来说,“很多事情不能只怪地方,也不能只怪部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封锁了我们的地方吗?挖掘困难总比封锁困难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不得不这样说。结果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但事实是一个接一个的。”

顾牧回忆说,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八字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果断的政策措施。调整农村政策,整顿人民公社,颁发《农业六十条》;调整产业,坚决降低高指标,整顿工业企业,特制定《工业70》;科学、教育和文化也得到了调整,先后发表了14篇科学文章、60篇高等教育文章和8篇文学艺术文章。”

“八字方针”通过后,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周恩来曾在1960年12月说过,“执行八字方针的任务非常紧张。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主动,有条不紊、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

“十人小组”的建立与“八字方针”的实施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劳动社会关系战线落实九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

顾牧回忆说,“10人小组”的成员包括薄一波、顾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二禄、刘兰博、彭涛、陈正仁和孙志远,并明确表示“薄一波是老板,薄一波是老板”。“薄不,由谷代”。会后不久,一批同志生病了,我组织了一个“十人小组”来开展这项工作。

正如顾牧所说,“十人小组”的任务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生产建设调度。“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很紧迫。”

“上海只有两天的煤炭储备,鞍山钢铁公司即将关闭,一个城市的‘发电厂处于紧急状态’,一个地方的‘粮食供应问题’和‘军事情报’都让人喘不过气来。顾牧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这项工作非常困难。"

顾牧回忆当年“十人小组”的办公情况时写道:

周总理要求我们在中南海北门对面的养蜂通道(现称金文街)设立一个办公室。白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工作。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困难,市场供应短缺,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经周总理批准,我们可以在每天晚上的会议结束后得到一碗没有粮票和邮票的面条。每天晚上我们开会时,首相都会派他的秘书顾铭同志去听,以便及时了解情况。有时他会听顾铭同志回来的报告,一夜之间问一些问题。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深夜回家。我刚吃了安眠药就睡着了。桌上的电话响了。当我接电话时,是周总理。看着我的手表,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为了解决“劳动和社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古牧于1961年4月前往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进行调查,并据实向中央政府报告:“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劳动服装不耐用,洗澡不肥皂,没有医疗,井下工人没有酒喝,很难巩固劳动力。”该报告建议应制定特殊规定来照顾矿工。

国务院经进一步调查研究,报请领导批准,转发了我们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若干决定》,其中对提高井下工人口粮、食用油补贴、保障劳动保护用品(含每月两瓶酒)发放等问题逐一作出明确规定对古牧的记忆。

1961年8月和9月,庐山第二次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安排:“坚决退而求其次,留有回旋余地;聚焦调整,抗击歼灭;综合平衡和安排;集中统一的分层管理。”

顾牧回忆道,“周总理是这次会议上最忙、最努力的工作人员。”仅在8月30日至9月14日的半个月里,周恩来就六次请他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讨论。

到了1962年,顾牧认为,这是我们党认真执行经济调整政策,坚决退却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经济形势从极度困难变为有利。

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100年。

据顾牧回忆,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调整经济,包括大量精简人员、大幅削减计划目标、大规模削减基础设施、大力关注轻工业市场和农业等。整个局势很快好转了。

(投稿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伟山)

编辑:陈冬冬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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