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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互联网法院两年考:平均审案时长不超过27分钟

2019-11-06 12:10:57

来源:蛟龙网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于2017年8月18日,这是中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根据现行方案,互联网法院被定位为基层法院,在线审理、集中审理涉网案件。截至2019年9月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试运行以来共计收到立案申请

杭州网络法院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实验场,在过去的两年里进行了许多创新。司法部门高度期待如何形成更可复制和可复制的经验。

《财经》记者黄帝京|鲁文伟|编者

案件的平均庭审时间不得超过27分钟;人工智能最早可以在3秒钟内产生判断。人均年办案能力已达到传统初级法院的3倍左右...自两年前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许多传统法院难以想象的高效率场景已经成为现实。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于2017年8月18日,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根据目前的计划,互联网法院被定位为一个基层法院,在网上审理案件,重点审理涉及互联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指出,互联网法院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审判”,而是通过综合利用互联网新兴技术,促进审判过程和诉讼规则的重构,对传统审判方式的革命性重构。

“每个人都在关注,我们需要取得一些成绩。”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告诉《财经》记者。截至2019年9月8日,杭州市互联网法院自试运行以来共收到67,337份备案申请,受理各类互联网案件28,307起,审结案件22,215起,服务率97.06%,自动执行率97.23%。

杭州互联网法院从零开始,建立了电子诉讼平台、调解平台、交付平台、执行平台和司法区块链,覆盖了网上案件收集、归档、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事实上,杭州互联网法院在过去两年的探索并不局限于简单的“高效率”。目前,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已经探索并建立了10余条诉讼规则和标准,基本形成了互联网相关案件网上审判的程序体系和诉讼指南。

2018年9月7日,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开庭384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互联网法院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互联网法院的审判规则。《网络法院条例》吸收了杭州网络法院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诉讼规则。此后,北京和广州的互联网法院相继上市,从而加快了中国司法系统走向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杭州网络法院作为第一家网络法院,在审判方式、诉讼规则和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未知和困惑:如何更好地处理新的诉讼规则与传统民事诉讼法的关系?如何突破障碍,解决“数据孤岛”问题?受地方财力和人力的制约,如何完善法院的支持和保障体系?

近日,《财经》记者采访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王江桥。在近3小时的采访中,他给《财经》记者详细分析了互联网法院在过去两年的成长和得失。

(2019年9月5日,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对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李某、刘谋在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中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案作出网上判决)

《财经》:两年后,杭州互联网法院取得了什么成就?

王江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当时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按照法律秩序的要求,积极探索涉网案件的诉讼规则,完善审判机制,提高审判效率,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维护网络安全,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则,满足群众需求。基于此,法院过去两年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一个制度、三种模式和六个平台”。

“一个体系”是指探索一套适用于网络案件的诉讼规则体系。我们面临的大背景是《民事诉讼法》对网络案件网上审判规定的空白。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探索了一套程序规则,涵盖管辖权、起诉、立案、交叉询问证据、审判和执行等程序,填补了以前规则中的空白。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9月7日颁布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肯定了我们在试点期间形成的这套规则。

“三种模式”是指在此过程中创建的三种审判模式,包括在线审判、智能审判和异步审判。网上审判是众所周知的,这意味着整个诉讼过程都是在网上完成的,当事人不必运行一次。智能审判(Intelligent trial)是指人工智能在逻辑推理和审判中代替法官的充分参与。异步审判意味着双方不必在同一地点或同一时间在线参加审判。当事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时间完成所有诉讼程序,如质证、辩护、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终陈述。除了打破空间限制之外,我们第一次真正打破了时间限制,允许当事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步地参与诉讼。

“六大平台”更直观,即配合网上诉讼和网上审判的六大网络平台,包括网上诉讼平台、电子证据平台、网上调解平台、电子传递平台、执行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平台。

《财经》:这六个平台中哪一个包含取得显著成果的“黑色技术”?

王江桥:比如,我们建立了一个智能归档系统,实现了一键归档、自动数据抽取、机器审查归档、大数据案例推送等功能。当事人可以用手指完成归档。智能推送系统可以将同类案件的相关信息推送给当事人,帮助他们形成对法官的合理期望。财务快速审查系统可以通过在线支付、在线诉讼和在线批量申请,第二次提交一系列案件。

电子传递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传递方式“找不到人,但无法传递”的问题。该系统可以通过自动检索、深度挖掘、智能比对、智能子弹屏幕等功能快速获取和定位当事人的有效联系信息。系统可以根据宽带地址、电子商务接收地址等核对当事人的家庭地址或常住地址。,找到当事人的实际地址,通过一键多通道同时有效传递当事人的文件和信息,及时推送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文件和信息。

平均而言,每个案例的电子传递只需要7分钟。所有案例都是3.6元(包括屏幕短信费用、资产检查费用等)。),而传统的递送需要超过168小时,并且所有的箱子都需要160元(通过向当事人的ems发送8份文件来计算)。

《财经》:现在有三个互联网法庭。与北京和广州相比,杭州的网络法院有哪些特点?你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差异和分工?

王江桥:杭州被誉为“电子商务之都”。在三家互联网法院审结的案件中,我们的电子商务纠纷比例最大,包括网上购物引起的网上购物合同纠纷、产品责任纠纷和网上服务合同纠纷。此外,由于杭州有移动支付和普惠金融的支持,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相对发达。因此,杭州在这两个领域仍然比北京和广州有一定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两个领域的案件审理,努力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领域做出更经典的判决。

“财经”:与目前许多地方正在实施的移动微型法院相比,互联网法院的“进一步”体现在哪里?

王江桥: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电子数据。互联网法院管辖下的案件都发生在互联网上,所以所有的行为痕迹,即数据,都是在互联网上生成和存储的。这是最基本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精力来建立电子证据平台和司法区块链平台。因为证据是案件和审判的核心。移动微型法院,包括全国各地许多地方法院的信息化尝试,更有可能将离线证据材料转换成电子形式,这与互联网案件的互联网审判和在线数据线上的处理有着根本的不同。

《财经》:互联网法院探索和应用了许多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受到更多关注。当前着陆场景是什么?

王江桥:一般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可以完成书记员和法官助理的部分工作。我们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小行互助”可以自动拨打电话和接受咨询。在快速审查机制中,人工智能可以直接捕获特定信息,节省人工输入的成本。这些信息包括案件编号、双方信息、控辩内容等。然而,法官仍然需要组织案件事实的归纳、证据的交叉询问和法院意见的解释。

财经:人工智能技术和综合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法院的司法实践有哪些直接影响?

王江桥:司法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司法生产力。目前,我们的平均庭审时间不到27分钟,这在传统法院是不可想象的。我院目前只有24个法官岗位,但平均年办案量约为900人,基层法院法官平均年办案量超过200 -300人。

我们的平均庭审时间少于27分钟的原因是,庭审前在诉讼平台上已经完成了包括当事人身份信息核实、当事人陈述和辩护、证据质证等多个环节,因此网上视频庭审只需要法院调查、法庭辩论和最终陈述。在现阶段,利用这些技术,可以实现快速试验。在我院,平均开庭时间和持续时间分别节省了65%和25%。

财经:你在上面描述过智能测试吗?

王江桥: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还处于刚才提到的“快速审查”阶段,这并不是真正的“智能审查”。

财经:什么是真正的“明智评估”?

王江桥:人工智能真的成为“审判”案件的辅助手段,用法官代替逻辑推理。核心原则是将案件内容转化为结构化和标准化的机器可读数据,形成知识图谱,然后应用判断模板和证据识别标准。

2018年,在我院诉讼平台的真实环境下,我们对一个真实案例和多个模拟案例进行了全程测试。案件的起诉、辩护、证明、质证等环节都在网上完成。审判结束后,点击“法官的判决”,系统自动分析案件的风险点,推送计算结果。判决文件在3秒内直接生成。验证了三种判断结果的准确性。同时,法官也可以手动干预改变案件的风险点,系统会生成相应的不同内容的判决文件,如“法院意见、裁判文本”等。

这是浙江省高级法院推动的一个项目。我们与浙江大学的相关专家和阿里巴巴达摩研究所的人工智能计算向导合作编译算法,让人工智能能够深入学习数万个类似案例的优秀判断。之后,程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一个风险点。风险点可以理解为判断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和节点。与传统的人工审判模式相比,智能审判系统有效解决了当事人诉讼能力弱、大量案件(法官)矛盾突出、判决标准不一致等“痛点”,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财经》:《情报评论》还没有完全实施?

王江桥:目前,真正的智力测验仍处于实验和研究阶段。只能说实验刚刚成功进行,实践场景相对有限。它只能在事实相对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情况下审理。此外,整个智力测验模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落地。这真的不是一个网络法庭能做的事情。它需要人工智能专家、法律学者和法官实践团体的碰撞、研究和推动,投资的资本成本也很高。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智力评论的发展和研究意义重大。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70%-80%是法律关系相对简单的案件。如果能够进行智能化审判,基层法院法官的负担将大大减轻,他们将摆脱这种简单重复的劳动和“多案少案”的困境。每个人也可以更专注于解决困难和复杂的案件,运行更精致的案件。

《财经》:在立案前,杭州互联网法院设定了15天的预调解期,这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什么考虑?

王江桥:实际上,是诉讼前调解。当事人提起诉讼有许多原因。目前有些人可能会提起出口天然气的诉讼,但归根结底,这是为了解决问题。司法资源有限。设立诉讼前调解可以给双方一个冷静期,并允许双方在此期间自行谈判。它还可以发挥平台调解的作用,尽可能解决纠纷。如果谈判失败,我们将在15天后立案。

“财经”:一些当事人或律师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意图,不想接受调解,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额外的15天“冷却期”?这是否等同于添加一个过程?

王江桥:现阶段互联网法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探索和创新。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探索了这样一条规则。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没有突破自愿调解的原则。预调解是对各方的增量服务。如果我们不接受预先调解,我们可以求助于传统的立案方式。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法院已正式立案的纠纷(事件)约有67,000起。但最终,大约28,000起案件被正式立案。大量争议要么通过双方在调解前15天内自行谈判解决,要么通过平台调解、特别调解和法官调解三级过滤机制解决。我们的初衷是从源头上引导双方,以多样化的方式解决争端。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没有边界。如果所有案件都以传统方式“打开”,大量案件将会同时涌入。我们的互联网法院现在只有24名法官。即使所有案件都已归档,也很难完成审判。相反,没有办法有效地处理争端。

《财经》:有人认为,网络法院的许多实践或探索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质疑。你认为网络法院的司法实践与现行法律之间的互动甚至冲突如何?例如,异步试验,事实上,在引入后产生了一些争议。

王江桥:这些争议的根源在于观点提出者还没有充分考虑网络思维的问题,局限于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和传统的庭审现场。

我的观点是,工业时代的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诉讼,所以我们需要变革。改革的初衷和底线是能够在不损害各方程序性和实质性权利的情况下解决争端,并充分尊重各方自愿选择的原则。

说到异步测试,我认为这种模式完全符合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底线要求。异步审判打破了当事人的时间限制,可以更有效、更方便地解决问题。坚持所谓的法庭仪式是有争议的。此外,历史上的法庭不像现在这样自然。它们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财经》:获取平台数据一直是个难题。法院现在的权限如何?

王江桥:阿里巴巴目前支持网上购物纠纷数据一键式传输至我院诉讼平台,其他电子商务平台尚未开通。“数据岛”的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我们家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而且与三大通信运营商、公安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数据连接仍在进行中。

以电子商务平台为例。根据《电子商务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平台有义务配合法院提供案件所涉及的电子数据,但这些规定都是规章制度,在现实中很难推进。我们需要挨家挨户地谈。向前推进的过程相对困难。目前,阿里巴巴以外的电子商务平台无法完全接受。将来,最好有一个更完美的自上而下的设计,但互联网法庭是一个新事物,家庭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财经》:其他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数据的一般方式是什么?你如何看待两者在证据上的区别?

王江桥:通常是截图。但是现在Ppidius(Photoshop用于编辑图片)太受欢迎了,很难伪造。这种证明肯定无法与原始数据链接相比。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核实或让当事人补充证据,这对整体审判效率有更大的影响。这也不符合互联网上相互分享的概念。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打破数据孤岛。根据相关规定,还需要提供什么。

财经:公众也可能关心数据安全。

王江桥:理论上(数据安全)是有风险的。然而,根据我们的操作,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对于平台推动的电子数据,我们采用了最严格的国家三级安全标准,确保数据安全。目前,还没有发生安全事故。电子数据是互联网法院存在的基础。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绝不会允许在这一关键和基本的环节出现问题。

《财经》:此前,外界认为阿里巴巴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提供了数据支持。法院应该如何正确切断与平台企业的联系?

王江桥:有一点不可否认:这个大规模的互联网平台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与他们的关系。

一方面,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JD.com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本身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例如,这些平台通常都有调解委员会。平台本身将处理和消化一些争议,这样它们就不必过渡到司法层面。其次,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相关技术确实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一层面上,法院有必要与它们保持沟通,以便利用它们的力量将先进技术转化和应用到司法项目中,实现科技赋权,并进一步解放司法生产力。

另一方面,当一个大平台成为一个案件的当事方时,必须平等对待,依法审判,司法透明度可以通过整个过程在网上提高。(企业)不可能享有任何特权。

“财经”:你的意思是这种关系的处理和证明需要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公平合理的审判来体现。

王江桥:是的。只是说,客观地说,因为这些大型平台拥有最新的技术,并且以互联网为特征,我们不能与它们完全隔离。此外,交流和使用这项技术不是免费的。这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从对当地商业环境的司法保护和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对当地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司法保护是合理的。

《财经》:平台企业技术交流的具体方式是什么?

王江桥:我们有自己的技术中心,我们拥有六个平台。但是,这件事的发展涉及到一个大规模的信息项目,而我们法院不具备这种研发能力,所以杭州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同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来保护我们的技术。成立这样一家公司也是为了澄清与阿里巴巴的关系。

外界总是认为阿里巴巴在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起初,阿里巴巴的确开发了一个供法院使用的在线审判系统,但最初开发该系统的所有工程师都已从阿里巴巴辞职,加入了现在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共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财经》:你刚才提到可能还有“不止一个案例”。互联网法庭能提供什么特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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